中国经济告别持续三十多年的高歌猛进，正在经历从求速度到求质量的“换挡”，叠加三年新冠疫情，令不少习惯了高增长的中国企业倍感不适。但世界级的大企业中，许多恰恰崛起于危机年代。在宏观经济承压的当下，什么样的中国企业更有潜力逆势突围，并积攒持续的竞争力？
中国已连续数年成为《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上，上榜公司数量最多的国家，但对上榜中国企业“大而不强”的批评也从未停歇。企业的做大（规模）与做强（效益）究竟是何种关系？两者间存在矛盾吗？
在最近的广州《财富》世界500强峰会上，《财富》上海执行主编王昉与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就这些问题展开了对话。
有40年国企生涯的宋志平成功将两家中国企业——中国建材集团和国药集团——带入世界500强，对企业管理和创新有着深入思考，出版了《经营方略》《经营制胜》《三精管理》等多本著作。以下为编辑后的访谈实录：
王昉：宋志平先生，你曾带领两家中国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在执掌中国建材的18年间，推动公司年收入从20亿元翻了200倍，增长到 4000亿元。你也说过，没有不赚钱的行业，只有不赚钱的企业。能否给我们掰开说一说，那些能穿越经济周期赚到钱的企业，究竟具备哪些核心竞争力？
宋志平：核心竞争力就是使企业在市场中领先的能力。过去这几年，在经济的变化过程中，每个行业中都有活不下去的企业，但也都有做得很好的，做得很好的企业都具备很强的核心竞争力。
举个例子，茅台就是一家有竞争力的企业。首先，它的产品有独一无二的品质；第二，有品牌优势；第三，有忠诚的客户群；第四，深入的文化渗透力；第五，优异的价值创造力。茅台上市只融过一次资，融了22.44亿元，而这么多年，它分红2000多亿元，现在市值超过2万亿元。从它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核心竞争力是多项专长的一个组合。
再比如宁德时代，动力电池技术是它的核心竞争力，但又不止这一点，它在管理上做到了极限制造。过去我们说六个西格玛，就是要把产品缺陷率控制在百万分之一，但是宁德时代要把缺陷率控制在十亿分之一。为什么要这么极限？因为它的生产规模很大，而它要确保每个电池都不要过度发热或燃烧。我去看了它的智能生产线，600米的生产线上面有超过3000个质量控制点，平均每 1.7秒钟生产一个电芯，20秒生产一个模组，2分半钟生产一个电池包，要确保这么大规模的生产不出问题，它确确实实有它的核心竞争力。
王昉：总结一下，一家公司在技术、产品、品牌、管理，或者是这些因素的组合上，都可以实现某种核心竞争力。我下一个问题关于创新。你对创新有过深入研究，认为创新也是讲时机的，创新太早可能成为“烈士”；而且创新也有很多种，不一定非得是高科技的创新，也可以是集成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中国经济已经告别高速增长，进入到较为缓和的、更重质量的发展阶段，现在是创新的好时机吗？企业应该做什么样的创新？
宋志平：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创新的好时机，因为创新有时候是倒逼出来的，如果企业的日子非常好过，每天都忙着数钱，可能不着急去创新。现在强调得比较多的是科技创新，但创新有各种方式，它本质就是要素的新的组合，可能有科技的要素，但也可能是把其他要素组合起来，形成了从来没有过的新产品、新服务。
比如今天也在座的广汽，它很好地处理了创新上的一种两难，就是在持续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之间的平衡。这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它既有传统的燃油车，但又做了埃安电动车；二是，它既有和本田、丰田的合资车厂，同时又要做自主品牌。广汽在两个层面上都平衡得不错。
在新能源车领域，日本丰田最开始做的是氢燃料汽车，没有做电动车，现在决定也要做电动车，甚至把电动车放在了首位。但丰田去年在全球销了900多万辆燃油车，今年会再加100万辆，销量超过1千万辆，它依然是世界汽车销量最大的企业。在电动车风起云涌的时代，丰田怎么还能把燃油车做得这么好？产量、销量还能提高？我觉得它也有硬功夫。
今天大多数企业都面对这种创新的两难，既要做渐进性的持续创新，把老产品继续做好，又要做颠覆性的创新，否则自己就可能被新技术和竞争对手颠覆。
与此同时，创新又不只是技术上的创新。比如今天在座的广新控股，原来做贸易，这几年转向做产业，年收入从前几年的600亿元增长到2000多亿元，进入了世界500强。它做的其实就是发展模式上的创新，走了混合所有制的道路，盯住一些非常好的产业投资，不懂不投、不混不投、不控不投，快速成长为广东省属第一家进入500强的国有企业。所以创新不仅有高科技创新，也有中科技、低科技创新，也有商业模式和发展方式的创新。
王昉：每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发布后，都会引发很多议论。我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评价是，这是一个“大而不强”的榜单。现在有做大、做强、做优三种不同的讲法，大关乎规模，强关乎效益，优关乎创新能力。它们可以共存吗？存在冲突吗？
宋志平：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们衡量宏观经济的指标叫GDP，以前有人批过“唯GDP论”，但实际上今天我们还是在谈GDP。刚才广州市领导讲到，广州市去年的GDP是2.88万亿元，假定不谈这件事，我们怎么知道广州的经济规模呢？2022年我们有24个城市的GDP超过万亿级，57个城市GDP超过5千亿元。
在衡量微观经济、也就是企业时，28年前，《财富》杂志创造出一种评价方式，用销售收入来评选世界500强，一直到今天。企业规模效益是衡量企业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成为世界通用的语言表述方式。
“大、强、优”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不能一个一个单拎出来说。企业的成长就像小树要长高、长粗，还要硕果累累、繁花似锦，这都是连在一起的。
1995年《财富》开始评世界500强榜，次年，中国大陆包括香港上榜企业只有4家。到2000年，美国有179家，日本有107家，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只有10家。而大家看今年，我们有142家，其中大陆包括香港有135家，美国是136家，日本是有41家。透过榜上排名的变化，我们能够知道世界各国企业发展的状况，它是一个晴雨表。世界500强每年的出炉，实际上也激励着很多企业的发展壮大，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财富》评选世界500强的工作会促进各国企业的成长，这是很有感召力的一个榜单。大企业要做强还要做优，但做强做优和做大是个整体，不要对立起来，企业可能有的是先做强做优再做大，也有的可能是先做大再做强做优，也有的是同时做强做优做大，这些都是很好的，其实无论是做大还是做强做优都是不容易的，所以都应该积极正面地看待。
王昉：刚才我在台下看到一张非常有历史意义和价值的照片，照片中你捧着两张《财富》世界500强证书。你见证了中国企业在这个榜单上不断壮大的全过程。每一个危机时代，都会诞生出伟大的公司，我们熟知的可口可乐和底特律造车三巨头都崛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望眼下这个时代也正在孕育中国的下一波世界500强企业。（财富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