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们很早就对赖以生存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开始了探究。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典籍著作，涌现出不少杰出的地理学家。
虚幻与真实相间的地理著作：《山海经》
将已知的地理知识与想象的地理环境编织在一起，从而展现一个拟构的广大空间，是早期人类经常采用的一种做法，《山海经》就是这样一部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奇书。3万多字的篇幅，涉及地理、神话、历史、宗教、动物、植物、矿产、医药等诸多种类。全书共十八卷，包括《山经》与《海经》两个系统。《山经》又称《五藏山经》，主要记述海内各方的山川物产与神怪祭祀等，共涉及447座山脉，258条水道湖泽，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山岳地理书。《海经》则主要记录海内外各地的地理形势与风土人情等。其中有些神话传说如“夸父逐日”“女娲之肠”“黄帝战蚩尤”“鲧禹治水”等，在后世广为流传，脍炙人口。
有关《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代以来的研究者一般认为大体成书于战国至西汉初年。
对于《山海经》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问题，自古及今，人们的判断并不一致。在唐代及其以前，书中的内容包括山川、怪物都被认为是可信的。《隋书·经籍志》即将其归为史部地理类，可见一斑。明清以降，《山海经》的可信度逐渐降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其归为子部小说家类，近代学者将其列入“古之巫书”之列。其实，《山海经》保留了不少上古时期可资利用的宝贵史料，尤其是《山经》中的地理记载颇为平实雅正，堪称一部地理书，足资研究之用。
然而，想要正确考证《山经》中记载的大量地名的今地所在，进而正确认识其中的地理学价值，绝非一件易事。这不仅要将其中属于幻想的记载尽可能经辨析后加以剔除，而且书中有大量的山川地名既不见于先秦时期的其他文献，也不见于汉晋以后的传世文献之中。今之学者经过考证，将《山经》所记载的地理范围做了科学界定：东至海，东北不超过今天津市的渤海湾西岸，北抵今宁夏盐池西北、陕西榆林东北一线，西北可能到达新疆东南角的阿尔金山（但不包括罗布泊以西以北），西部抵甘肃鸟鼠山、青海湖，西南抵湖南西部，南抵广东南海（不包括今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也不包括广东西南部高州、雷州一带和海南岛），东南到今舟山群岛。由此可以看出《山经》所论及的地域范围虽然远比《禹贡》九州范围广阔，但比现今中国的版图还是要小得多。
至于《山海经》中所记载的神话、动植物及医药等方面的信息，似乎也不能完全视为不根之谈，贸然加以否定。从近年所出土的各类先秦秦汉时期的文献来看，其中有些记载可与《山海经》相互印证。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山海经》的文本形式。今天我们看到《山海经》中大量的附图，是最初即已存在，还是后世绘制添加，至今在学界仍有很大争议。最新的研究依据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数术类著作中大都配有附图的情况，从而论定最初的《山海经》应该是一部带图的综合性图书。
征实地理著作的先驱：《禹贡》
《山海经》开创了地理幻想一派，在其前后时期，还出现了以《禹贡》为代表的地理征实一派，虽然其叙述形式仍不免有假托的成分，但所论及的地理内容已基本上是出于对实地的具体了解。
《禹贡》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中的一篇，共1200字左右，主要分为九州说与五服制两个部分，且前者是主体部分。
九州部分先叙述了大禹九州各自的地理范围，由于每州只列出少数几个名山大川作为分界点，所以九州的精确界限不易确定。概括来说，九州的范围所及北到燕山山脉与渤海湾，南到南岭一带，东到大海，西到陇东高原。另外，还提及了九州各自境内的水道湖泊、土质、赋税的等级、田（土壤肥力）的等第、贡品名目及贡道（水陆运输路线）等。
然后再谈“导山”，即开凿大山，目的是通过疏通水道来治水。文中将所提及的26座山分为九组，即所谓“九山”。这九组山，多横向排列，从北往南分为四列，每一列都是从西向东来叙述。从文中列举的山脉名称和排列次序来看，《禹贡》的编撰者已经掌握了九州之内的山脉分布大势，注意到我国地形的西高东低，且西部集中、东部分散的特点。
接下来是“导水”，将23条水分为九组，即“九川”来进行叙述。其中，弱水与黑水地处西北；河水、渭水及洛水皆属河水水系；漾（汉）水、江水属江水水系；沇水属济水水系；淮水属淮水水系。河、江、济、淮都是入海的水道，古时称为“四渎”。至于文中所载导水的顺序，清代有学者认为“弱水、黑水在九州之上游，故先之。中原之水患，河为大，故次河。自河以南，水莫大于江、汉，故次江汉。河以南，江、汉以北，惟济（即沇水）、淮皆独入于海，故次济、淮。雍水多归于渭，豫水半归于洛，然皆附河以入于海，故以渭、洛终之。先汉于江，先济于淮，先弱水于黑水，先北而后南也。先渭于洛，先上而后下也。”
最后是五服。这是在九州之外，《禹贡》中所记载的另一种区划，体现的是五种纳贡的层次。关于五服制，文中是这样描述的：以天子所居住的京城为中心，以四方五百里为一等，共分为五等。由京城向外，依次为“甸服”（王都五百里之内的区域，是以农业为主的直接统治区）、“侯服”（甸服以外四方五百里之地，为诸侯统治区）、“绥服”（侯服以外四方五百里之地，这一区域介于中原与少数民族之间，是需要加以绥抚的地区）、“要服”（绥服以外四方五百里之地，属于边远地区）、“荒服”（要服以外四方五百里之地，是蛮荒之地）。
由上面的叙述可以清楚地看出，《禹贡》虽然是有关大禹行迹的描述，所谓“茫茫禹迹，画为九州”，但九州所涉及的地区与相关的问题，是处于大禹时代的人们不可能认知的。因此，近代以来，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论定《禹贡》实际上是战国时期的人假托大禹所作，书中所记载的地理状况，应该都是战国时期的现象，“九州”之说，反映了当时学者对未来统一国家的一种设想。
九州制是以名山大川作为界限来划分区域的，虽然是一种虚构，但多少还有一些可使人相信的成分。然而像五服制这样，在两千五百里正方形的土地范围内的规整划分，实难得到人们的认可。所以早在我国古代，就已有人对这种划分存在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如今，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证明五服制也是一种没有付诸实际的空想。只不过九州制的空想是针对未来而出现的，而五服制的空想则是基于过去而编织出来的。因为在西周及其之前，确实出现过类似的分等统治，只是从未有过将每一等级定为五百里的做法。
虽然《禹贡》所记载的九州制与五服制都不曾在历史上出现过，但这种假借与《山海经》中所采用的以幻想为主的描述还是大为不同的。《禹贡》作者所记录的内容已体现出征实派的倾向，对不清楚的地理问题不再轻信传说，而是有所保留。所以，后来许多地理著作都将《禹贡》作为延伸与发展的对象，并持以严肃敬重的态度。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禹贡》九州制所体现的分块式结构的治理模式与五服制所体现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理想关系的圈层式结构的统治理念，对后世统治者进行行政区划的设置与调整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影响深远。其实，秦汉以后直至近现代，分块式结构与圈层式结构一直是政治地理格局的两种基本形态。
疆域地理志的始祖：班固《汉书·地理志》
秦汉时期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展现全国范围的疆域地理情况的著述开始问世，并成为一种趋势。东汉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便是这样一部应运而生的著作，它既是第一部正史地理志，也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著作。《汉志》是疆域地理志的始祖，两千多年来，所有这一类著作，不管讲的是何时代、何地区，如果追根溯源，都可以归结到《汉志》的记载上去，不读《汉志》，就无法从事历代疆域政区沿革的研究。
《汉志》全文包括三个部分。首将《尚书·禹贡》与《周礼·职方》两篇文字全部照录，目的是起到对前代沿革的简略介绍之效。接下来是《汉志》的正文部分，《汉志》一改《山海经》《禹贡》等以山川作为主体来进行写作的方式，而是采用疆域政区为框架来记录相关信息。西汉时期的行政区划实行的是郡（国）—县（道、邑、侯国）二级制，《汉志》以西汉末年成帝元延绥和之际各郡国的版图（即所属县目）为框架，并辅以平帝元始二年各郡国的户口籍，实际上是两份资料的混合物，对其时存在的103个郡国及其各自所统辖的合计1578个县（道、邑、侯国），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其中涉及郡国一级的建置沿革、户口数及少数县级政区的沿革、郡国内的山泽陂塘的方位、水道源流、水利设施、物产、盐铁官所在地，以及一些有重要意义的地物，如城邑、关隘、乡聚、祠庙、古迹等。《汉志》在正文之后辑录了西汉刘向的“域分”与朱赣的“风俗”，虽然带有附录的性质，但这两份资料实可视为西汉时期全国区域地理的总论，其史料价值殊为珍贵。
《汉志》所载的信息极为丰富，对于研究西汉一代的政区变迁极为重要。当代学者依据《汉志》及《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并参考出土资料，将西汉一代的政区地理进行了逐年的动态复原，使人们了解到西汉一代郡国一级政区前后辖境的繁复变化。
《汉志》不仅是一部杰出的断代疆域地理著作，而且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班固自己在《汉志》中就曾说：“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汉代以前古籍里出现的许多地名，由于在《汉志》中用汉地予以注释，才使得后人能够正确地得知其地望所在。
“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郦道元《水经注》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地志的撰写成为一种时尚，进入一个高峰期。其中北魏时期郦道元撰写的《水经注》，即是一部以水道为纲记载区域地理信息的著名典籍。它以西汉王朝的版图为基础(若干地区兼及域外)，对许多重要河流及其流域进行综合性的描述，所涉及的内容包括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部分。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其代表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水经注》是“地理学的广泛描述”。
《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一生好学，历览奇书，生前著述本不限于地理，但流传后世的，唯有《水经注》一种。《水经注》共有四十卷，是郦道元在为官戎马之暇，利用他搜集到的各种地方文献与他的部分实地考察所得而撰就的一部“宇宙未有之奇书”。其后虽然有明末黄宗羲《今水经》、清齐召南《水道提纲》等类似著述出现，但其价值都无法与《水经注》相提并论。在我国古代记载河流水道的著述中，《水经注》一直是“不可无一，不容有二”的杰作。
中国是农业文明古国，自古即对水的利用与治理十分重视，因而很早就有关于水的记载的典籍出现。在《尚书·禹贡》与《山经》中，即出现了有关水道分布的记载。其后，在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中，也用极简的文字，将西汉时期的304条水道的情况做了勾勒。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虽说是一部按汉字部首进行编排的字典，但在其《水部》中也留下了109条单名水道的简略记载。可以想见其时应该有一类关于水道记载的书籍出现。
郦道元所注释的《水经》，本亦系单独流传，大体成书于东汉末三国时期，近1万字，记载了137条水道的发源、流程及归宿。郦道元有感于这部《水经》“粗缀津绪，又阙旁通”，于是以之为纲，主要利用他所搜集到的各种相关资料，重做编排与注释，“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完成了超过《水经》原文30余万字的《水经注》，涉及的大小河流、湖泊、陂、泽、泉、渠、池等各种水体多至3000余条，真正做到了“旁通”，构筑了一个完整的中古时期的地理系统。《水经注》撰成后，《水经》的独立性便逐渐丧失，人们对其文本的重视程度亦几乎为《水经注》所取代。
郦道元在《水经注》原序中说他撰写时采取的主要方式是“默室求深，闭舟问远”，“访渎搜渠，缉而缀之”。由此可见他对《水经》所做的“布广前文”，大都是他依据其时代所见的各种文献资料进行的研究，而非通常所认为的是他进行实地考察后的产物。据学者统计，《水经注》注文中征引的书籍有430多种，还记录了汉魏时期的许多碑刻，而这些书籍与碑刻，后来大多亡佚，我们现在通过《水经注》中的引用，可以管窥其中的一二，甚至进行辑佚整理。
《水经注》记载的水道顺序是先北方，后南方。其中涉及河水（今黄河）、济水、淮水（今淮河）及江水（今长江）四大水系，另外还有河水以北、山东及江水以南以独流为主的诸水，条理颇为清晰。书中对每条水道的发源、流向、二三级支流的汇入、最终归宿等，一一做了详细而有条不紊的描述。具体到一条河流时，会先讲河流和支流交汇的地方，然后从交汇的地方再上溯支流，从支流的源头讲起，最后再回到和主流交汇的地方。郦道元就是用这样的叙述方法将千余条大小支流统领于几十条干流之下，并且在其间穿插大量湖泊、沼泽、泉源、陂塘、渠道，体现了完善的河流水系概念，这是以前任何著述都不能企及的。
《水经注》所记载的内容十分丰富，对水道所流经的大小城邑及其建置沿革、战争遗址等，也做了比较详尽的记录。不仅如此，还对许多水道流域内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进行了细致描写，对当地的水利工程、风土人情、神话传说、物产资源、民歌谣谚也进行了记载。在某种程度上，《水经注》可谓一部北魏以前的百科全书。
当然，受到时代和条件的限制，这本内容宏丰的著作也有不少失实甚至是错误之处。但瑕不掩瑜，《水经注》一书在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文献与金石学、文学及语言学等诸多方面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古代域外地理的佳构：玄奘《大唐西域记》
随着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人们对西域开始有所关注。所谓“西域”，在汉代以后是对位于今甘肃敦煌境内的古玉门关和阳关以西广大区域的总称。狭义的西域是指葱岭（古代为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西部诸山的总称）以东的区域；广义的西域则是指当时向西所能到达的地区，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等地，均在所指范围之内。自汉至唐，在这一区域曾先后存在过许多或大或小的国家。《大唐西域记》（又称《西域记》）就是唐代高僧玄奘将自己在贞观年间前往印度求法途中经过这一区域的所见所闻加以记录的一部史地名著。
玄奘是唐代著名的佛学家、翻译家与旅行家。他出家后，遍游各地，走访名师问学。随着学问的增长，疑问也随之增多，进而怀疑原有译经存在讹误，萌发了要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广求异本，了解佛学底蕴的想法，尤其想拜师学习大乘有宗的最重要经典《瑜伽师地论》。贞观元年，玄奘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西行求法的征程，最终来到了印度。经过十余年的佛典研习，他在贞观十八年，仍经陆路开始了返程之旅。次年回到长安，受到了盛大欢迎。在唐太宗的建议下，他仅用一年时间，便在助手沙门辩机的协助下完成了《大唐西域记》的写作。玄奘自述撰写此书是为了“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辩机补充道：“庶斯地志，补阙《山经》，颁左史之书事，备职方之遍举。”另外，其时正逢唐王朝欲灭西突厥之时，迫切需要了解西域各国的情况。《西域记》的撰成，在一定程度上可谓助了唐太宗的一臂之力。
在《西域记》12卷10多万字的篇幅中，以行程为经，地理为纬，由距离唐朝较近的国家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开始，玄奘逐一追述了亲身经历的110个和传闻得知的28个以上的“国”（即城邦、地区、国家）的情况，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幅员大小、都城大小、地理形势、城邑关防、交通道路、风土习俗、物产气候、语言文字、文化政治等。涉及的地区从我国新疆西抵伊朗和地中海东岸，南达印度半岛、斯里兰卡，北面包括今中亚细亚南部和阿富汗东北部，东到今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尼西亚一带。
全书之中，记述印度的内容最多，所用的篇幅也最长。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后，到印度去的僧人写了不少的书，但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无法与《西域记》相比。记载国家之多，记载内容之翔实，在玄奘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也没有一部书可以比得上。
《西域记》也是研究西北边区民族历史地理的好材料。书中所记载的100多个“国”，有许多现位于我国新疆境内。这些记载可与正史及各类专书对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记载相互补充。另外，书中还有许多重要的记载，如对“波谜罗川”（卷12）的描述，认为是“据大葱岭内，当赡部洲中，其地最高也”。“波谜罗”对音为Pamir，“波谜罗川”即今天的帕米尔山，这是在古代典籍中首次提及这一地名，而且已有“其地最高”的地理概念认识。
概言之，《大唐西域记》体例谨严、文笔绚丽、简明流畅，是一部反映我国古代新疆与中亚地区地理与风土人情的游记佳构，具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现存最早的全国地理总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
《汉书·地理志》开创了以疆域政区为框架的地理书写方式，对后世全国范围内的地理记述影响深远，三国以后，地理总志的编修开始兴起，较为著名的有《晋太康三年地志》、东晋王隐《晋书·地道记》、南齐陆澄《地理书》、陈顾野王《舆地志》、北凉阚骃《十三州志》等。隋唐时期，又开始出现叙述全国疆域政区、建置沿革、山川物产的地理总志。其中著名的有唐初魏王李泰主持编纂的《括地志》，全书共有550卷之多，在规模上已远较《汉志》为大。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地理总志发生了散佚，迄今我们已难窥其全貌。
唐元和年间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全国地理总志，成书于唐宪宗元和年间。原书本有正文40卷，目录2卷，共计42卷，但在宋以后发生了散佚，目前流传下来的只有34卷。另外，原书在每个方镇之首皆配有一图，“冠以叙事之前”，只是这些图在北宋时即已亡佚，后世无缘得见了。
李吉甫，唐赵州赞皇（今河北赞皇）人，在元和年间曾任宰相，一生著述颇丰，但只有《元和郡县图志》留存下来。在《元和郡县图志序》中，他有感于汉高祖刘邦当年攻下咸阳后，“诸将争走金帛之府，惟萧何收秦图书，高祖所以知山川阨塞，户口虚实”，并最终助汉胜楚，夺取了天下的历史事实，认为最紧要的事情“莫若版图地理”，而“审户口之丰耗，辨州域之疆理”，则应是编纂地志的主要内容。同时，他还主张编纂时应该侧重“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方面，显示出《元和郡县图志》这部书在编撰时所侧重的经世致用色彩。
在具体撰写过程中，李吉甫主要参考了汉魏六朝以降的各家地记及《水经注》《括地志》等典籍，以47方镇为纲，涉及疆域政区、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等方面，可谓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地理著作。另外，书中所涉及的各类书籍与碑记资料也十分丰富，据统计达100余种，但今多不存，李吉甫在保存这些史料方面，功不可没。
不可否认的是，《元和郡县图志》因受到资料搜集的限制，在体例方面难免存在不足。如：一些具体的方镇属州领县，存在误载；一些郡县之间的里程数据，沿袭旧载，未因治所迁徙而做相应的调整。但从客观方面来说，这些问题的存在，并无损整部书的史料与科学价值。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等宋代及其以后的诸多地理总志，在编纂方面无一例外，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元和郡县图志》的影响。
“奇人奇书”：徐霞客及其《徐霞客游记》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历名山大川，了解外面的自然环境与地理样貌，在晚明成为一种时尚。有游历自然就会有记录，《徐霞客游记》就是其中颇具地理学价值的一部游记。
徐霞客，明代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他从22岁直到去世前30多年时间里，几乎每年都外出旅行考察，江苏、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四川与重庆，他也可能到过）。他日必有记，每天都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日积月累，形成了大量的文字。徐霞客在其生前没有来得及将游记整理成定本，现在我们见到的63万字的《徐霞客游记》，是经过后人先后整理、增补之后的版本。其中徐霞客在广西和云南旅行的路线最长，详细考察的地点最多，是《徐霞客游记》最主要的部分。
从结构与形式上看，《徐霞客游记》可分为正文（游记主体）、小字夹注（解释文字）、专条附记（学术札记性质）及有篇名的专文（专题研究），开创了游记体著述的新形式。
《徐霞客游记》内容丰富，涵盖自然与人文地理两大部分，尤其是书中对自然地理方面的观察与描述，尤为准确、精彩。著名的岩溶地貌就是徐霞客首先发现并加以描述的。此外，他还对河流的侵蚀作用、地下水的压力原理、各地的岩石特征、云南腾冲地区的火山、各地植物的特点及其与环境的关系、水利与村落的位置关系以及灵渠等人工运河等都进行了详细记录。《滇游日记》中所收录的《盘江考》《江源考》两篇专题论文，也极具价值。尤其是《江源考》，大胆否定了大多数人一直信奉的《禹贡》中所说“岷山导江”的说法，用自己的实地考察，印证了前人有关长江源于金沙江的记载。他“以真理驳圣经，敢言前人所不敢言，其正名之功，诚有足多”。以至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徐霞客游记》也颇多称赞：“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十七世纪学者写的东西，倒像是一部二十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
徐霞客之所以能客观地描述如此众多的地貌形态，与他视山水为主，以己为宾，“以身许山水”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徐霞客对大自然充满热爱，为了弄清诸多自然奥秘，他会设法排除一切险阻来探寻其中的规律。正因如此，他才会有科学的考察，也才会达到以客观描写天下为己任的境界。这种求真求实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徐霞客游记》因为民国年间地质学家丁文江的整理与推重，为更多的世人所了解。其实，与徐霞客几乎同时期的另一位学者王士性，也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他所著的《广志绎》，总的说来可能稍逊《徐霞客游记》，但在人文地理的记述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书中所呈现的实是一幅晚明的人文地理画卷，值得学者去深入挖掘其中的价值。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这些地理名著在描写地理现象时呈现由虚到实、由粗到细、由简到繁的发展历程，这其实也与人们认识自然的过程相一致。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感知的空间在拓展，认识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发生着改变，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有所不同。特别是在描述自然地理的准确性（科学性）以及人文地理的多样性（差异性）方面，后代较前代所体现出的提高与增强的态势尤为凸显。每部地理学著作都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蕴藏着所处时代的诸多信息，这些都为后人进一步探寻当时人们的知识构成及其所了解的地理世界提供着线索与依据。
（作者：李晓杰，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水经注》校笺及水道与政区复原研究”首席专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