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卯盛暑，几位作家朋友一起走华夏寻文脉，有并州之行。
大禹治水后，分天下为九州，并州其一，治太原。
抵达太原伊始，即诧为惊艳：几年不见，太原昔日敦朴浑厚的旧貌，已经被霓虹映日、楼阵冲天、汾水清冽、翠荫庇野的新颜所取代，一座奕奕新城在旧基上拔地而起，挺立在了太行、吕梁两座山脉夹护的盆地之间。太原的荫翳沁凉更是让人周身一爽。
这是我们走华夏寻文脉的一站，古老的并州大地，或许能告诉我们自己是从哪里来，回答我们华夏文明延续五千年而不绝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我心中充满了期待。
晋祠叙事
这是一个文明延续的故事。
周成王幼年即位，有周公辅政，得以安心在西安宫殿里度过蒙昧童年。一日与亲弟弟姬虞在庭中戏耍，捡到一片硕大的桐树叶，玩心顿起，用剪刀把它剪成了一片玉圭的形状，对弟弟说：“我用它来封你为王。”周公听说后，即请求成王践行。成王说我跟他闹着玩呢，周公说：“天子无戏言。”姬虞于是被封到古唐国（山西），史称他为唐叔虞。这就是《吕氏春秋》《史记》里记载的“桐叶封弟”的传说。后来唐叔虞的儿子姬燮因居临晋水，改国号为晋，开启了晋国跻身春秋五霸、分为韩赵魏后又都列入战国七雄的桀傲历史。
从太原西南行四五十里，到达吕梁山脉的悬瓮山。悬瓮山脚下，泉冽地厚，为晋水源出处。《山海经》记载：“悬瓮之山，晋水出焉。”不知从何时起，这里建起一座唐叔虞祠，用来祭祀晋国始祖。三家分晋后，晋国绝祀，晋祠却历经两千多年风雨侵蚀而挺立，虽中经地震兵燹，时有塌损，但更有历代重修添建，绵延至今。今天的晋祠占地1696亩，随处古木参天，浓郁树荫中掩映着宋元明清各朝历代建砌的殿阁楼台、坊亭桥榭百余处，层次丰富、形态各异，似皇室苑囿，如私家园林，既开敞堂皇又曲折幽邃，向南来北往的熙熙游人无声叙说着它悠长的历史，它完整的时代序列则显示出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技术的演变脉络。只是北宋天圣年间，宋仁宗为唐叔虞之母邑姜修建起规模宏大的圣母殿，成为晋祠的主殿，今存元代重建的唐叔虞祠反倒偏处一旁，成了陪衬。难老泉、善利泉从圣母殿前两侧泉眼汩汩涌出，蜿蜒曲折，沿渠悄淌，伴路绕屋，聚池凝湖，为晋祠点缀着水色天光，下游流成晋水，更为丰壤沃土滋润出稻黍千重浪。
晋祠作为一国之祠堂，在各地遗存的宗祠家祠里也算祠殿之最了吧，它远起西周的来径更是如此之悠久漫长，穿越了中华有纪年史的完整时空隧道，为我们留下华夏年轮一个珍贵的实体样本。
1934年，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到山西汾阳考察古建筑，途经太原。当拥挤、颠簸的公共汽车开上一个小山坡，忽然眺望到了悬瓮山脚下美丽的晋祠，他们惊异地扒住车窗，久久凝视着那正殿的一角侧影，爱不忍释：“那样魁伟的殿顶，雄大的斗栱，深远的出檐，到汽车过了对面山坡时，尚巍巍在望，非常醒目。”他们早已知道晋祠，但是根据经验，名胜之地往往会经过后人的不断翻修，很少能有古建筑遗构，原没打算去考察。然而就是这样的惊鸿一瞥，让他们相信晋祠虽成“名胜”却仍为“古迹”无疑。当经历了一个月的餐风宿雨、奔波跋涉之后，他们心力俱疲地从汾阳返回，再也不肯失之交臂，一不做二不休，拖着大包小包的沉重行李，鼓勇前去与晋祠会面。
当时时局紧张，日军1931年占领东北，1932年进攻上海，古老中国正处在覆亡边缘的危难之中。梁思成、林徽因怀着满溢的民族情感，在做抢救性的古建筑调查工作。
果然，晋祠没有让他们失望：雄峙壮伟、雅丽深邃、古树婆娑、池流映带，好一派北国园林景象。面阔七间、进深六间的圣母殿，上面是飞檐挑角、弧线优美的重檐歇山顶，檐下的斗栱疏密有致、韵律铿锵，硕大的排立殿柱擎天盘龙，整座大殿崇宏巍峨、庄严古朴、气势雄伟、风格隽丽，是为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中的杰作。他们惊喜地发现，圣母殿的斗栱彩画与《营造法式》卷三十四“五彩遍装”的记载极其相似，参考其建筑结构和有关文献，确定其为宋构无疑，殿中的彩色泥塑宋代仕女群像更是色泽鲜艳、形态动人。又发现前面的献殿四面透空装有栅栏，恰如《营造法式》小木作中之“叉子”，存构为金大定八年（1168）所建，殿前则有宋政和八年（1118）前后铸造的一对护门铁狮子。正殿与献殿之间的沼池上，架有一座匠心独运、极为罕见的宋建十字形“飞梁”桥，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现存的唯一孤例，其他桥梁多为一字形。桥下池水清碧，游鱼闲逸。献殿前方的“金人台”上，立着宋代绵州魏城令刘植等人塑于绍圣四年（1097）前后的4个铁人像（其中一个系清代以后补铸）。
收获如此丰硕，所有的辛苦劳顿都烟消云散。次年二人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长篇考察报告《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用优美的文笔公布了这一震惊国人的发现。
这是梁思成、林徽因在山西发现的第一座宋代建筑，他们主要的参考依据是北宋将作监李诫奉敕所著《营造法式》，一部官方颁布的建筑设计法则。《营造法式》今天已经国人皆知，但1919年学者实业家朱启钤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偶然发现它的时候，惊为国宝，后即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对之进行研究。当时中国的古建筑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1925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时，收到父亲梁启超寄来的《营造法式》，读之如读“天书”，完全看不懂，于是立下志愿，一定要破解这部“天书”。依据《营造法式》发现晋祠宋代圣母殿的实践，为破解天书之谜打开一个豁然开朗的门径。
梁思成、林徽因感觉到山西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渊薮，抓紧对之进行田野考察。找到了宋代建筑以后，他们梦想着哪一天能够“发现一座一直保存到20世纪的唐代木结构寺庙”。1937年6月，他们根据法国人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里收录的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代壁画“大五台山图”中的“大佛光之寺”的线索和《营造法式》，与中国营造学社的两位同仁一道，骑驴登道，在晋北的穷山僻野间苦苦寻觅。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在五台山南台西麓的豆村镇东北佛光山中发现了第一座唐代建筑——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前后修建的五台山佛光寺。在东大殿里，他们还找到了众多的唐代雕塑、壁画以及唐人题记……梁思成激动地赞誉说：“诚我国第一国宝也。”这是继晋祠之后，梁思成、林徽因古建筑考察的更大收获。
趁着中国的局势动荡，对中华国土虎视眈眈的日本派出许多专家来探寻古迹。1922年他们曾经拍摄了五台山佛光寺的照片，但未能判断出其建造年代。由此，1920年至1928年间在中国做了五次长期调查的日本著名古建筑学家关野贞指出：如今中国已经找不出一栋唐朝古建筑，想要看大唐风貌，得去日本的京都或奈良。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梁思成夫妇的心。至此，梁思成、林徽因的发现打破了日本人的梦呓。但很快，北京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入侵华北，中国人民众志成城、浴血奋战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们的古建筑考察失去了条件。
徜徉于晋祠园林里，处处古迹留踪、沧桑遗痕，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周柏唐槐、木雕盘龙、泥塑侍女、唐太宗碑。
来到圣母殿，就看到其北侧有两棵巨大的周柏唐槐，体干奇伟，苍肤龟裂，枝虬叶劲，生机盎然。唐槐直立，挺拔矗天，像壮健的汉子肃然侍立。周柏斜倚在殿檐上，宛如一位耄耋老人在休憩，静待默观着世事变迁、千年一瞬。
圣母殿前盘曲着木雕虬龙的八根殿柱，是《营造法式》里所说的“盘龙柱”，系今天唐宋建筑中仅存的实例，为大殿增添了多少灵气仙韵。八条雕龙缠绕蜿蜒在殿柱上，鳞甲须髯贲张，张牙舞爪欲飞，活态灵动，栩栩如生，已经在这里养气千年。
殿内彩绘侍女像，是宋代泥塑极品。居中而坐、雍容华贵的圣母像两旁，分立着42位侍女，云髻高耸、衫裙飘逸、形容清秀、眉目婉丽，分别手捧印袱、器皿、梳具和琵琶、三弦、笙、笛子、手鼓、钹等各色乐器，个个含羞带笑、眉目传情、温婉可人、顾盼生辉，极富世间人情意味。近前一位，你可以看到她逼真的肌肤纹理、吹弹可破，当与她对视的那一瞬间，你仿佛就回到了清丽婉转的宋词世界。
唐叔虞祠阶前左侧所立《晋祠之铭并序》唐碑，系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撰文并书丹，记叙自己随父亲李渊起兵太原反隋、开国铸鼎建立不世之功的事迹——中国历史上的大唐盛世遂由古唐国发端，书体仿佛王羲之笔法，而劲健雄强过之。
徜徉于偌大的晋祠园林里，伴随着水声、蝉鸣、鸟啼、花香，你一次次接近了历史，走进了文化纵深，真真切切地感触到时光在这里停滞，又在这里无限延伸。
一座晋祠，述尽了一部中华文脉赓续史。
天龙山佛泪
这是一个传世文物劫后余生的故事。
太原西部的吕梁山脉，南北纵横通贯，山峰一字排列，由北向南依次是冽石山、崛山围山、石室山、蒙山、太山、龙山、悬瓮山、天龙山，连成太原城的一道美丽屏风。
沿着著名的“盘龙公路”登上天龙山顶，四望群山连绵、云遮雾罩、山势险峻、奇峰兀立、壑深谷幽、松苍柏翠，顿觉心旷神怡。在半山裸露的突兀石壁上，有着排排佛教石窟相连，引人神往。然而，当你费力爬到了跟前，走进洞窟，却惊讶地看到：一座座结跏趺坐的青石佛像，竟然都失去了佛首，旁边侍立的菩萨、力士也同样遭到残忍斩首，更小的雕像甚至全身尽失，只剩下石壁上的清晰人体残痕，在无声述说着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
公元532年，东魏高欢杀灭盘踞在晋阳的尔朱氏，开始在天龙山上建避暑宫，并开凿佛窟。以后北齐、北周、隋、唐、五代相继在此开窟，时间纵跨四百多年，留下各代石窑27座，里面凿有神佛造像1500余尊，绘有飞天、藻井壁画1144幅。
承袭敦煌、麦积山、云冈北魏石窟的传统，天龙山石窟的雕凿技法有了长足进步。凸面半圆雕从三维空间来展现对象，神佛造像神情端庄、格调高雅、形态丰满、体局静好、线条柔和、韵律清新，少了几丝大漠奔突式的粗拙鲁莽，多了一缕巷弄里廛人性美的静妙委婉。当你凝视着他，你会觉得他正在和蔼地与你言法宣禅、娓娓叙谈。这便是石窟里独有的“天龙山样式”，成为后来中国佛教造像的基本模式。天龙山的洞窟与造像形制完整涵括了北朝、隋唐、五代数个朝代的内容，系统而全面，因而虽在规模上无法与麦积山、云冈、龙门石窟相比，但却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在中国传统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然而，长生1500年的天龙山摩崖佛尊们，20世纪初却无妄经历了一场浩然劫波。
清末列强开始瓜分中国，清政府风雨飘摇、无暇自顾，失去了掌控力。帝国主义分子盯住中华文物，开启了对西北大漠深处的新疆克孜尔千佛洞、甘肃敦煌石窟的盗窃。地处山西内地的天龙山虽逃过了第一波劫难，却未能躲过继之而来更加难堪的凌辱。
1917年日本东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关野贞奉命赴华北勘察，无意之中发现天龙山石窟。他拍了许多照片，撰写了名为《天龙山石窟》的考察报告，一并发布在日本1921年的《国华》杂志上。次年他出版《支那文化史迹》一书，又将珍贵的天龙山佛窟材料录入，引发了世界的关注。天龙山石窟的一场厄运从此拉开了序幕。
1924年，一个叫山中定次郎的日本人心怀叵测地悄悄来到天龙山。
山中定次郎是日本山中商会的会长、一名古董商，更是一名惯于在中国趁乱打劫的强盗。他曾于1912年用寥寥34万银元就买下了北京恭王府除了书画以外的全部玉器、青铜器、陶瓷、木器、珐琅、石雕、织绣等7大类藏品500余件，所偿不及文物价值的万分之一。其时清廷倾覆，小恭亲王溥伟失去生活来源，又企图复辟满清政权，急需大量资金，被山中定次郎抓到了机会。凭借倒卖中国文物艺术品，山中商会大发横财，发展迅猛，短短几年就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国古董交易商。1894年在纽约开设古董店，之后在波士顿、芝加哥陆续开设分店，1900年在伦敦开设分店，1901年在北京开设分店，1905年在巴黎开设代理店。在中国不择手段收买劫夺的大批文物被迅速运回日本分类整理，一部分被送往欧美拍卖行拍卖，更多的则在山中商会设在日本和各国的古董店中零售。山中定次郎在中国活动长达30多年，致使大量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他却成为上流社会里彬彬有礼的贵客，甚至成为英国皇家的御用古董经纪人，与瑞典王子也有深厚交往。
一见到天龙山摩崖石窟的照片，山中定次郎立即眼睛发亮、恶念顿生。他在1928年出版的《天龙山石佛集》里写道：“大正十一年，当我第一次看到天龙山的照片，就被那里的石窟和造像深深地吸引住了……这里珍藏了北齐到隋唐时代，中国佛教艺术最鼎盛时期的辉煌，它们给予我的惊讶和喜悦，无法用语言表达。”他立刻萌发了偷盗佛像的邪恶想法。此时的中国军阀割据、南北混战、局势动荡、民不聊生，中华大地毫无秩序可言，被盗贼们趁虚而入。
1924年6月，山中定次郎潜入天龙山，摸清了石窟的分布及环境，拟定了一个周密的盗凿计划。1926年10月，61岁的山中定次郎领着4个年轻助手，带着凿石工具、满袋金钱和两辆牛车，再次潜入天龙山。他先来到摩崖下面半山腰处的圣寿寺，找到了住持和尚净亮，亮出12根金条，迫以武力威胁，要他帮助自己盗窟。此时的净亮和圣寿寺正举步维艰，战争连年，香客稀少，寺中没有隔夜粮，他需要这笔钱。而饥肠辘辘的弟子们大多下山化缘去了，山外的官府早已自顾不暇又鞭长莫及，心里充满了对日本人恐惧的他，又无力也不敢以一己之力阻止有备而来的山中定次郎团伙。夜间躺在僧床上难以入睡，他愁结百端、辗转反侧，最终决定用默许换取山中定次郎的丰酬。然而贪念一开，后劫随至，山中定次郎要求他用金钱招来附近的破产农民帮助搬运石窟造像，破了多年修行之身的净亮开始助纣为虐。1905年敦煌王道士的痴昧愚迷悲剧，在天龙山更加惨烈地重演。
山中定次郎在日记里写道：“我终于用手中的真金白银说服了净亮僧人，他同意让我带走一部分造像的头部，这不禁让我异常兴奋。每当我带着工匠进入一个石窟，凿下一个佛首，那种喜悦，超过了得到黄金万两。”
山中定次郎一伙开始挥起铁锤、舞动凿刀，昼夜不停地盗凿佛像，大的割下佛首，小的切下整个身体，藻井、飞天壁画就用粘取技术进行切割。当钢凿朝着佛像脖子砸下的时候，他们心中有魔鬼在嚎叫。夜晚在油灯光焰的映照下，窟壁上拉长的人影就像跳动的鬼魅。
山中定次郎从天龙山一次性盗走了造像和佛首45尊，大部分高价卖给了日本以及英美的博物馆。
一个古老民族的身上被利刃划开了长长的伤口，守望了中华千年的佛像在流血、在无声地哭泣。山风吹来，天龙山的晚霞凄艳。
随后几年，天龙山盗掘开始蔓延，形成一条地下黑色产业链。太原民众发现后，自发组织起保护团体，开始与这桩丑恶的交易作斗争。直到1930年冯玉祥将军来到太原，闻讯震怒，下令严肃整治，并将圣寿寺住持净亮判处死刑，天龙山盗掘之风才止息。
具有实录意味的是，现在晋祠博物馆展出的几尊佛首，就是当时盗贼已经切割下来，眼见打压的民众来势汹汹，匆忙逃跑时留在石窟当中的。
耗时四百年开凿、历经千年阅世风雨的天龙山石窟，从此竟成为无头石窟，凿痕斑驳醒目，残躯断肢横陈，再也找不出一尊完整造像。曾经雍容祥和的佛教圣地，变成了人间炼狱。
据不完全统计，天龙山石窟共有240余尊造像被盗，150尊流入了海外博物馆和私人手中，其余的下落不明。藏有28件唐代佛首、壁画的日本根津美术馆，是收藏天龙山石窟文物最多的地方；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天龙山第21窟菩萨头，是天龙山最美的唐代样式，神情安详，低眉含笑；哈佛美术馆里，天龙山的精美浮雕、飞天、飞龙、莲花，绮丽灿烂；福格美术学院有两件原属第十七窟的天王头像；费城的宾州大学博物馆藏有两件唐代早期天王全身塑像……
天龙山的树木又增加了80圈年轮，中华已经重新崛起。满目疮痍的天龙山不断向我们诉说着中华文明遭劫的斑斑血泪史，遗失的佛像何时才能回到祖国的怀抱?
2008年9月，纽约佳士得秋季拍卖会拍卖天龙山北齐第十号窟西壁佛首，国内学者谢冰、山西企业家许鹏经过多方努力，以86.6万美金价格成功拍下，为天龙山造像的回归迎来曙光。2020年9月14日，东京准备拍卖一尊天龙山唐代石雕佛首，国家文物局迅速启动文物追索机制，终止了对方的拍卖行为。持有人最终答应将佛首无条件捐献给中国，同年11月国家文物局正式迎回佛首，它正好是该年我国从世界各地追回的第100件文物。
202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展示了这尊端庄的佛首。佛陀静谧、祥和地微笑着，中华民族踏入了新的一年。2021年7月24日，流落近百年的佛首终于回到了故土——天龙山第十号石窟。
无论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历史烟云终将消散。只要我们怀揣梦想，永不放弃，总有一天，流往世界各地的中华文物都会回归故里。那束闪烁了五千年的光，将会重新照耀华夏。
双塔与文脉
这是一个接续文脉的故事。
太原郝庄村南的向山上有一座永祚寺，寺旁有两座古塔，高高矗立在市区东部，成为太原的地标性建筑。古往今来，“凌霄双塔”成为“太原八景”之一，为世人所瞩目，被誉为“晋阳奇观”。
居住在附近的郝庄、松庄、马庄、郝家沟一带的百姓，祖祖辈辈有一个传说：宋太宗赵光义979年平灭北汉、焚毁晋阳城后，在旧址东北三十里处重建太原新城。新城西北高于东南，阻断了文脉。历史上曾经长期“郁郁乎文哉”的太原，从此重贾轻文，人才凋零。傅山的祖父傅霖从山东布政司参议任上退返太原后，有感于太原文运不昌，率领当地士绅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在新城东南建起一座文峰塔，希望能够“文起八代之衰”。9年后，僧人福登又在旁边建起另外一座宣文塔。文峰塔高54.76米，宣文塔高54.78米，皆为八角13层空心砖塔，二塔并肩如笔，人称“文笔双塔”。太原双塔从此耸立在东部，俯视着这座城市的兴衰。
建塔接续文脉的直接效应，体现在了傅山的身上。傅山是明末清初奇人，经史子集、文学诗词、书法绘画、钟鼎文字、医学医术无所不包、无所不善，一生傲骨凛然，特立独行，成为山西文化大纛。傅山尤为世人称道的是他的气节。明亡后，傅山联络抗清不成，退隐于山中读书，自称“朱衣道人”“石道人”。清康熙十七年（1678）皇帝颁诏举贤，73岁的傅山被阳曲知县戴梦熊强掖进京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傅山七日不食，称病卧床。康熙皇帝特意恩准他免试，授封其为内阁中书。圣旨到来，傅山并不叩头谢恩，低头闭目，不语不应。傅山的学问气节受到后人尊崇，梁启超因而将他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一道列为“清初六大师”。近年我的好友郑怀兴写了晋剧《傅山进京》，被太原著名女老生谢涛在舞台上演绎得声情并茂、惊世骇俗。
文峰塔初建，塔身便向西北微微侧倾，见于历代地方志乘记载。到1993年10月测量时，塔已经倾斜了2.86米。太原市政府几经论证，采纳国家文物局建议，由杭州曹氏建筑物纠偏研究所采用沉井法，迫使一侧塔基下沉将其扶正。工程历时两年，于1997年9月26日完工，文峰塔由是重新直立。此例成为国内砖塔纠偏的典型范例。
今天的双塔公园，成了太原最靓丽的景观，节假日里游人如织。
沿文峰塔内梯形甬道攀爬至顶眺望，掩映在郁郁葱葱林翳和怒耸楼阵之中的美丽太原，缀满了现代化博物馆、图书馆和古迹园林。傅山碑林公园里，悬满了近期在书法活动中获奖的少儿作品，笔力虽稚嫩，传承已入心，一笔一划，延展着匠心文蕴。
我看到太原郁郁文脉的延伸。
惊讶于山西保存了最多的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人们解释说与其特有的地理、人文风貌有关：山高土厚，气候干燥，隐逸山林，战火难至，民风淳朴，敬畏神明种种。虽似是而又近非，最后提到的则是人的因素。人的因素难以捉摸，但傅山祖父的建塔实例告诉我，山西对文化传承历来有着特殊的关怀。
山西作家赵瑜兄曾给我讲述过山西人自发组织起来、保护名胜古迹的故事，使我感受到参与者骨子里有着粘稠得化不开的文化情结。
并州大地上，一种力量一直在无声地传袭、繁衍和播迁。
它是华夏文明延续五千年而不绝的内在基因。
（作者简介：文化学者，中国文联原副主席、中国作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