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本人与众多的读者一起，在岳麓图书馆听到了一场主题为“岳麓书院——网红长沙的文化之源”的讲座，文化学者、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李兵教授作为思贤讲坛的特邀嘉宾，解读了网红城市长沙背后深刻的文化内涵，揭开了岳麓书院历经千年仍弦歌不绝、欣欣向荣的奥秘。
大家知道，岳麓书院是“天下四大书院”之一、享誉中外的千年学府、当代中国名气最大的书院之一、中华文化地标、湖南标志性的文化景点、外地游客来长沙后的旅游打卡地、中小学研学游的重要场所……
近几年，长沙成为了一座全国人民踊跃打卡的网红城市：橘子洲烟花吸引超过30万人次观看、茶颜悦色门口总是排着长队的、文和友开启“限号”模式……长沙旅游接待规模、刷屏频次不断创出历史新高。
网红长沙与作为湖湘文脉源头的岳麓书院究竟有什么文化渊源呢？岳麓书院在网红长沙的文化地位和影响力如何？且听李冰教授讲来。他的讲座内容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一、时间：岳麓书院的文化发展脉络的见证者
书院教育具有哪些特色？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又是如何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李冰自问自答。首先，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她与官学和私学都有较为显著的差异，唐末五代以来中国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书院有多个层级，有家族书院、乡级书院、县级书院、州府书院、省城书院等。唐玄宗早在公元716年设丽正书院，之后改集贤书院。书就是书籍，院就是院子、建筑物。
任过岳麓书院副山长的欧阳守道认为，岳麓书院最初是由智璿等两个和尚办学开始的。李兵教授介绍说，在976年，北宋潭州太守朱洞创建岳麓书院，北宋大宗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召见岳麓书院山长周式、赐予御笔亲书“岳麓书院”之后，岳麓书院成为公认的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在范成大、吕祖谦、马端临三人关于“四大书院”之说中，岳麓书院都排在第二。岳麓书院经宋元明清持续办学，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1912年改名为湖南高等师范，1917年改为湖南工专，1926年定名湖南大学。
现在岳麓书院是湖南大学的一个学院，招收历史和哲学专业的学生。可见，岳麓书院的发展是与中国教育史、文化史演变脉络相通的，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典型代表。
二、建筑：学术创新与人才培养的承载者
李兵教授认为岳麓书院得以延续发展至今的重要方面在于学术创新与人才培养，这可以从岳麓书院的建筑中得以体现。随着李兵的讲述，我和大家一起，看到了书院许多重要景点的老照片，了解了朱熹、张栻、王阳明、王夫之、罗典、陶澍、曾国藩、刘坤一、左宗棠、曾国荃等岳麓书院著名人物的思想。
朱熹字晦庵，闽学的代表人物，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张栻字南轩，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1167年，朱熹从福建来到长沙，在岳麓书院的两个月时间中，与山长张栻举办了有名的“朱张会讲”，这是南宋学术创新的一个典型范例。绍熙五年（1194），朱熹以湖南安抚使的身份再临潭州，依然对岳麓书院的学术创新与传承投入巨大的时间和精力。
李兵通过视频播放的图片资料有“朱张遗迹示意图”和王阳明去贵阳龙场的线路图、湖南工专时期岳麓书院大门、省立湖大时期岳麓书院大门的老照片。
南宋德祐元年（1275），元兵围攻长沙，岳麓书院师生荷戈守城，大都壮烈牺牲。
正德三年（1508），王守仁（即王阳明）游岳麓书院、岳麓山，之后，其弟子季本、罗洪先、张元忭等人在岳麓书院讲学，使王阳明的心学在岳麓书院得到传播。
赫曦台的修建者罗典山长是清代的经学大师，他在北京任官时，曾作《读易管见》。主讲岳麓后，完成了《读诗管见》《今文尚书管见》《春秋管见》等著作。随着朝代更替，岳麓书院经历了理学、心学、经学和新学四个阶段。
岳麓书院的大门始建于宋代，原址在江滨牌楼路一带，旧称“中门”“黉门”，久废。现存大门建于明代正德四年（1509），清同治七年（1868）进行过翻修。
关于岳麓，“岳”字是会意字，是指高大的山，岳麓山的“岳”指衡山。麓是山脚下的意思，“岳麓”是南岳之足，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岳麓书院有一副著名的楹联，“惟楚有材，於斯为盛”。上联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下联出自《论语．泰伯篇》“唐虞之际，于斯为盛。”
陶澍是岳麓书院的学生，清嘉庆七年（1802）进士，道光十年（1830）任两江总督，道光19年病逝于两江督署，任两江总督9年9个月。曾国藩是岳麓书院的学生，道光十八年进士，咸丰十年（1860）起任两江总督，除同治七年（1868）至同治九年（1870）六月任直隶总督外，前后任两江总督9年多。刘坤一也是岳麓书院学生，共担任过两江总督14年。左宗棠，湘水校经堂学生，担任过两年多的两江总督。曾国荃，岳麓书院学生，担任过三年多的两江总督。
这五位人物担任两江总督的时间相加共为39年，也就是说从陶澍做两江总督起的晚清80年时间，岳麓书院学生担任两江总督的时间将近一半，让岳麓书院大门口那副著名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名副其实。
民国时期，岳麓书院二门有一副对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说岳麓书院被浩瀚青翠的树林所掩映，藏在地大物博的岳麓山之中。
赫曦台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是书院的教学重地和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也是书院的核心部分，集中体现了书院的教育精神。原名“成德堂”，后改称“静一堂”，屡毁屡建，现存建筑为清康熙二十六年重建，同治七年（1868）大修，为半开放式建筑，满足书院半开放式教学需求。
李兵还介绍了清乾隆十三年（1748），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及读经六法、读史六法，内容如下：
岳麓书院学规：
时常省问父母。
朔望恭谒圣贤。
气习各矫偏处。
举止整洁严厉。
服食宜从俭素。
外事毫不可干。
行坐必依齿序。
痛戒讦长毁短。
损友必须拒绝。
不可闲谈废时。
日讲经书三起。
日看纲目数页。
通晓时务物理。
参读古文诗赋。
读书必须过笔。
会课按刻蚤完。
夜读仍戒晏起。
疑误定要力争。
王文清制定的读经六法：—、正义。二、通义。三、余义。四、疑义。五、异义。六、辨义。王文清制定的读史六法：一、记事实。二、玩书法。三、原治乱。四、考时势。五、论心术。六、取议论。
乾隆年间，岳麓书院的藏书有3271本，达到10054卷。同治七年（1868），藏书有14130卷。
千百年来，书院大门、二门、讲堂是岳麓书院的莘莘学子勤学苦读的见证者；御书楼、读书法碑则是书院学子有所成的重要保障；大门对联是学有所成的岳麓书院学子走向全国、成为文化的创新者和传播者的真实写照。
三、精神：岳麓书院传道济民宗旨的传承
李兵讲述了岳麓书院讲堂中“两匾一记”所蕴含的重要思想。“两匾”指的是清朝康熙帝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御笔新书所赐的“学达性天”匾及乾隆帝所赐“道南正脉”匾，两匾上的题字集中体现了书院的学术追求和价值理念。
“学达性天”匾是康熙皇帝御赐的。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康熙皇帝为表示对理学的推崇，御书“学达性天”四字，赐给了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周敦颐祠、张载祠、程颢祠、程颐祠、邵雍祠、朱熹祠等七处。
《论语.宪问》有句，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中庸》有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人类起源是天之所造，是天的一部分，它所含有的特殊性即人性，是与他的知识（生来就有，区别于动物的天性）联系在一起的。“天命”是内在于人的，它不是以外在于人的姿态为人立则，向人提供某种规范，而是直接进入人心形成人，给人以命令。在这一传输过程中，给令者是“天”，而受令者则是人，人性直接秉承“天命”而来，而“天命”是每个人得以成就人性的直接原因。在这一思想中，人必须完成“天”所赋予之“命”，因为这正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能成为人之处，亦即人性的成就之基。
“道南正脉”为乾隆八年（1743），皇帝御笔亲书，次年悬挂，为书院镇院之宝。
《宋元学案补遺·武夷学案补遗》载：二程之学，龟山（杨时）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从彦），罗氏传之延平李氏（李侗），李氏传之考亭朱氏（朱熹），此一派也。上蔡（谢良佐）传之武夷胡氏（胡安国），武夷胡氏传其子五峰（胡宏），五峰传之南轩张氏（张栻），此又一派也。
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阳明心学的精髓概括，意思是从主观的内心精神变化，从而影响客观现实世界的事物走向与物质变化，是知行合一的具体步骤。
清初儒家、思想家、教育家颜元认为，宋、明理学家重文轻武，从而给国家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他讽刺说那些人只会“平时袖手谈心性，临事一死报君王”。
“一记”就是岳麓书院山长张栻所作的《岳麓书院记》，其中最重要的教育理念就是“传道济民”。张栻认为：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析弘氏像，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李兵指出，“传道”即传授孔孟之道，也可以理解为传授知识学问；“济民”本义是救助百姓，也可以理解为服务百姓。“传道”和“济民”，即“知”和“行”不是割裂的，而是统一的，使得湖湘文化中有非常明显的经世致用的特征。
张栻所作《南轩先生论语解序》载：“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是知尝在先而行未尝不随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至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张试《南轩先生文集》卷27《答周颖叔》载：学固是贵力行，然所谓力行者煞有事。圣门教人循循有序，始终条理，一毫潦草不得，工夫盖无穷也。
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王夫之的《尚书引义》卷三《说命中二》认为：“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将为格物穷理之学，抑必勉勉孜孜，而后择之精，语之祥，是知必以行为功也。行于君民、亲友、喜怒、哀乐之间，得而信，失而疑，道乃益明，是行可有知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学而上达，岂达焉而始学乎？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
历史学家钱穆在《中国人的思想总纲》中说：
我此次来讲中国的国民性，就是这意思。为什么你的“性”这样，他的“性”那样；中国人的国民“性”这样，西洋人又不这样。这需要拿天时气候、山川地理、历史传习等种种，会合起来讲。简单说来，这即是所谓“天命”。
晚清重臣曾国藩说：“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亦山国荒僻之亚。”
古文学家、文史专家、教育家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导言》中认为：“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围。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
清代郴州有句古话：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船到郴州止”指郴州是湘江南下的客货船的水转陆枢纽，船只到郴州后没有水路可行，只能在郴州改为骡马运输。“马到郴州死”是指马要日夜驮运大量的货物，劳作到死。“人到郴州‘打摆子’”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一说是南蛮之地疟疾横行，一说是指众多船工、挑夫一天到晚、一年到头辛辛苦苦，赚钱不多，一说是郴州人生活悠闲，生活节奏慢。
王夫之自题画像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对联的意思是：儒家的学说需要我来打开新的局面，我的生命微不足道，可任由老天把我活埋了。表明了他凛然大义的崇高气节以及对中华传统文化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感。
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曾国藩《致沅弟》：“余庚戌（道光三十年）、辛亥（咸丰元年）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咸丰九年十月十四日，曾国藩48岁时在日记中写下对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春总是带给人以生机、活力和蓬勃向上的朝气。“春意思”大致指充满生机，又能给别人带来生机；温暖自己，又能温暖别人的精神力量。“穷骨头”指普通百姓的骨气。对联的意思是：做人要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同时，人还要有骨气，作者在带给自己生机的同时，也带给他人以盎然的生机，这份精神力量，不仅温暖自己，也温暖了他人。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譚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
“霸蛮”表现出的是湖南人的勤奋、质朴、耐劳、勇敢、倔强的山民、移民的性格和民风，使得湖南人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和能力。“霸蛮”使得湖南人往往目光较为短浅、热衷于窝里斗和比较难适应外部的世界。
“传道济民”对于“霸蛮”的湖南人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传道”改变了湖南人蛮的一面，使一部分有知识的湖南人既有勇于面对困难，克服困难的能力，也使他们有着士人所具备的胸怀与格局；“济民”让一部分湖南人走出书斋，关注现实，关注民生，他们把学问与现实结合起来，能做到经世致用。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受“传道济民”影响者，往往能挺身而出，成为英雄、豪杰。
可以说，岳麓书院精神改变了很多有知识、霸蛮的湖南人的人生轨迹，像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一样成为杰出人物。
由于岳麓书院的存在和巨大的影响力，湖南各地仿效岳麓书院建立书院，改变了一部分有知识的霸蛮的湖南人，这是岳麓书院的文化价值所在。
讲座最后，李教授总结说：今后，我们需要充分挖掘岳麓书院的历史与文化，把岳麓书院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和“传道济民”的宗旨，与城市经济发展、城市治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让网红长沙更有底蕴、有内容、有特色，能长久地“红”下去，而且越来越“红”。
到了互动交流环节，本人提出了“魏源与岳麓书院有什么关系？”，其他听众提出了“岳麓书院对现代湖南教育的启示有哪些？”等问题，李教授逐一回答，并希望岳麓书院、后湖艺术区包括今天大家所在的岳麓区图书馆、文化馆能凸显自身文化特色，成为年轻人常来的“网红”打卡点，让自己的精神和文化生活更加美好、更加灿烂。
李兵教授的讲座引经据典，论说有力，图文并茂，引人入胜，赢得听众热烈的掌声。通过李兵的讲解，大家对岳麓书院的了解大为深入，明白了岳麓书院不愧为网红长沙的文化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