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奖落下帷幕，三位女性分别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和经济学奖。摘得经济学奖的是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瑞典皇家科学院以此表彰她对女性劳动力市场问题的研究。
戈尔丁同样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史上的第三位女性得主，并首次独享此桂冠的女性。此前的女性获奖者均是与他人分享该奖。
戈尔丁的研究成果看似少了些抓人眼球的宏大叙事，却正是百年来被忽略的女性劳动经济。戈尔丁教授似乎印证了她的研究，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看不见的劳动和女性，正在被更多人重视。
01 女性劳动经济“侦探”
现年77岁的戈尔丁是美国经济历史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曾于2013年至2014年学术年度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1990年，她成为哈佛经济学系的第一位终身教职女教授。她是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性别与经济研究小组联合主任，并在1989年至2017年担任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美国经济发展项目主任。
戈尔丁的研究涵盖了广泛的话题，包括女性劳动力、收入方面的性别差距、收入不平等、技术变革、教育和移民。她的研究大多是从过去的角度来解读当下，并探究当前关注问题的起源。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将戈尔丁称为“侦探”，“她梳理档案并收集了美国200多年的数据。历史学家之前均未曾涉及该领域，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数据不存在。”
女性就业与性别歧视是劳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议题，引起了很多经济学家的关注。相对于其他经济学家侧重于理论模型的研究而言，戈尔丁更加侧重于利用大量详实的历史数据，结合现代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她是第一个提供几个世纪以来女性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的人，揭示了这些变化背后的驱动力，并指出了性别差异持续至今的主要原因。
戈尔丁首次全面介绍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收入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她的研究揭示了变化原因以及依然存在的性别差距的主要根源。戈尔丁的研究表明，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在整个时期内并没有呈现上升趋势，而是形成“U”形曲线。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雅各布·斯文森表示：“了解女性在劳动中的作用对社会很重要。多亏了戈尔丁的开创性研究，我们现在对潜在因素以及未来可能需要解决的障碍有了更多的了解。”
02 女性的五个时代
戈尔丁追溯了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她将20世纪初至今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分成五组，深入研究了她们在事业、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负与现实阻碍，以及代际的演变历程。
1.家庭还是事业——第一组女性出生于1878-1897 年间，在1900-1920 年间大学毕业。20世纪头20年，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少之又少。对于这一组女性而言，她们不得不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做出选择——半数女性从未生育（或收养）过孩子。在这些未育的女性中，绝大部分曾经工作过，而有生育的女性则很少就业，这显然是一个非此即彼的艰难抉择时代。
2.工作，然后家庭——第二组女性出生于1898-1923年间，在1920-1945间大学毕业。这一组人中较为年长的一批和第一组很像，结婚率极低；其余部分则具有高结婚率，并且初婚年龄较低，还会养育很多孩子。在工作和婚育的选择上，这一组女性很多一开始会有工作，但在组建了家庭后会退出劳动力市场，她们的抱负受到大萧条的阻碍，最终回归家庭和生育。
3.先家庭，后工作——第三组女性出生于1924-1943年间，在1956-1965年间大学毕业。在所有组的女性中，这一组女性内部的相似度是最高的。战后时期，由于人口压力，女性早婚率更高，家庭规模更大，几乎90%的选择婚姻。很多女性在养育孩子期间暂离工作，在子女长大后再次就业，却困难重重。她们因此把工作的经验告诉了下一代。
4.事业之后是家庭——第四组女性出生于1944-1957年间，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大学毕业。这一组女性的特点是“先立业再成家”。她们会在母亲的指导下把工作放在首位，更重视自己的职业发展，对于家庭则相对放松。避孕药的技术革命使这种选择成为可能，超过四分之一的人从未有过孩子。晚婚、离婚的概率比前面的几组女性都要高，她们的想法是，赶在孩子出生前先让自己的事业步入正轨。
5.事业与家庭——第五组女性出生于1958-1978年间，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这组女性汲取了第四组女性过于重视事业而错失家庭的教训，更好地调和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那些出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人明白，把个人优先事项拖得太久可能不会有结果。她们更加努力地寻找工作灵活性，体外受精（IVF）在内的一系列生殖技术协助支持她们生育。这一群体结婚较晚，但90%的人选择50岁前结婚。她们学会了工作，但不是以牺牲爱为代价。
03 女性+公共政策，诺奖经济学奖更“细腻”
诺贝尔经济学奖被称作“最年轻”的诺奖，自1969年首次颁发以来（至今已颁发55次）共有93人获此殊荣。这些获奖者中，只有3位是女性，是所有诺贝尔奖中女性获奖者最少的一个奖项。
2009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因其在经济治理和人们如何管理资源方面的研究工作，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2019年，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因其在全球贫困问题方面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17年年底，美国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协会权威刊物《经济展望杂志》主编蒂莫西·泰勒曾经表示，“克劳迪娅·戈尔丁是早晚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她过去一些年的唯一问题就是太年轻了，没有到一定年纪，比如70岁，很难获得所有投票人的认可，而所有人都知道，不远的将来，克劳迪娅·戈尔丁一定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近年来，经济学诺奖获得者的学术价值导向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具有理论贡献的单一价值判断的经济学家获奖趋于减少，更多有公共政策影响力和领导力的经济学家走上舞台。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成员佩尔·斯特隆伯格此前在采访时指出，诺贝尔奖是一个发现，不是什么人气竞赛。它是要找到真正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并使世界变得更好的研究贡献。“我们不会选择最受欢迎的经济学家，我们更关注的是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具体事物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