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0月14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拍摄的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现场。新华社记者 张玉亮 摄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14日电（记者张玉亮 陈静）瑞典皇家科学院14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来自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家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这是10月14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拍摄的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现场。新华社记者 张玉亮 摄
2024 年 10 月 14 日
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 2024 年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央行经济科学奖授予
达龙·阿塞莫格鲁
麻省理工学院，剑桥，美国
西蒙·约翰逊
麻省理工学院，剑桥，美国
James A. Robinson
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
“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
今年的经济科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证明了社会制度对国家繁荣的重要性。法治较差的社会和剥削人口的机构不会带来增长或变得更好。获奖者的研究帮助我们理解其中的原因。
当欧洲人殖民全球大部分地区时，这些社会的制度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有时很戏剧性，但并非在所有地方都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在某些地方，其目的是剥削土著居民并为殖民者的利益榨取资源。在其他国家，殖民者为了欧洲移民的长期利益而建立了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体系。
获奖者表明，国家繁荣差异的一种解释是殖民时期引入的社会制度。包容性制度往往是在殖民时期贫穷的国家引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普遍繁荣。这是曾经富裕的前殖民地现在变得贫穷，反之亦然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些国家陷入榨取性制度和低经济增长的境地。包容性制度的引入将为每个人创造长期利益，而榨取性制度则为当权者提供短期收益。只要政治制度保证他们继续掌权，就没有人会相信他们对未来经济改革的承诺。据获奖者称，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出现任何改进的原因。
然而，这种无法做出积极变革的可信承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民主化有时会发生。当革命威胁出现时，当权者就会面临两难境地。他们更愿意继续掌权，并通过承诺经济改革来安抚民众，但民众不太可能相信，一旦局势稳定下来，他们就不会回到旧体制。最终，唯一的选择可能就是转移权力、建立民主。
“缩小国家之间收入的巨大差异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获奖者证明了社会机构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经济科学奖委员会主席雅各布·斯文森 (Jakob Svensson) 说道。
这些插图可免费用于非商业目的。属性“© Johan Jarnestad/瑞典皇家科学院”
插图：2024 年经济科学奖 (pdf)
插图：收入差距 (pdf)
插图：财富逆转 (pdf)
插图：政治制度如何塑造和改变的理论框架 (pdf)
科普背景：他们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 (pdf)
2024 年瑞典央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的科学背景 (pdf)
Daron Acemoglu 1967 年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1992年获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美国剑桥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西蒙·约翰逊 (Simon Johnson) 1963 年出生于英国谢菲尔德。 1989年获美国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美国剑桥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James A. Robinson，生于 1960 年。1993 年获得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教授。
奖金金额：1100万瑞典克朗，由获奖者平分。
更多信息：www.kva.se 和 www.nobelprize.org
媒体联系人：Eva Nevelius，新闻秘书，+46 70 878 67 63，eva.nevelius@kva.se
专家：Tommy Andersson，+46 73 358 26 54，tommy .andersson@nek.lu.se 、Peter Fredriksson、+46 76 806 70 80、peter.fredriksson@nek.uu.se 、Jakob Svensson、+46 70 177 67 17、jakob.svensson @iies.su.se和 Jan Teorell，+46 70 868 18 91，jan.teorell@statsvet.su.se ，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委员会成员。
今年的获奖者对为什么国家之间的繁荣程度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提供了新的见解。一个重要的解释是社会制度中持续存在的差异。通过研究欧洲殖民者引入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制度，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已经能够证明制度与繁荣之间的关系。他们还开发了理论工具，可以解释制度差异为何持续存在以及制度如何改变。
世界上最富有的 20% 的国家现在比最贫穷的 20% 的国家富裕约 30 倍。此外，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存在；尽管最贫穷的国家变得更加富裕，但它们还没有赶上最繁荣的国家。为什么？今年的获奖者发现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解释这种持续存在的差距——社会制度的差异。
©Johan Jarnestad/瑞典皇家科学院
为这一点提供证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社会的制度与其繁荣之间的相关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原因。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不仅仅是在制度上——因此它们的繁荣和制度类型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也许繁荣会影响社会机构，而不是相反。为了得出答案，获奖者使用了创新的实证方法。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研究了欧洲人对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殖民统治。当前繁荣差异的一个重要解释是殖民者从 16 世纪开始引入或选择保留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获奖者证明，这导致了命运的逆转。相对而言，殖民时期最富裕的地方现在却是最贫穷的地方。此外，他们还使用了殖民者的死亡率等数据，并发现了一种关系——殖民者的死亡率越高，今天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低。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是定居者的死亡率——殖民一个地区有多“危险”——影响了所建立的机构的类型。
获奖者还开发了一个创新的理论框架，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社会陷入了获奖者所说的榨取式制度的陷阱，以及为什么摆脱这个陷阱如此困难。然而，它们也表明变革是可能的，并且可以建立新的机构。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国家可以摆脱其继承的制度来建立民主和法治。从长远来看，这些变化也会减少贫困。
如今我们如何才能看到这些殖民机构的痕迹？在他们的一部作品中，获奖者以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诺加利斯市为例。
诺加莱斯被栅栏切成两半。如果你站在栅栏旁向北看，美国亚利桑那州诺加利斯就在你的面前。这里的居民相对富裕，平均寿命较长，大多数孩子都获得高中文凭。产权是安全的，人们知道他们将享受投资的大部分收益。自由选举为居民提供了更换他们不满意的政客的机会。
如果你向南看，你会看到墨西哥索诺拉州的诺加莱斯。尽管这是墨西哥相对富裕的地区，但这里的居民总体上比围栏北侧的居民要贫穷得多。有组织犯罪使创办和经营公司充满风险。腐败的政客很难被清除，尽管自二十多年前墨西哥实现民主以来，清除腐败的可能性有所提高。
为什么同一个城市的这两半，生活条件却有如此天壤之别？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它们都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气候等因素是完全一样的。这两个种群也有相似的起源。历史上，北部地区实际上是在墨西哥境内，因此这座城市的长期居民有许多共同的祖先。文化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栅栏两边的人们吃相似的食物，听或多或少相同的音乐。
因此，决定性的差异不是地理或文化，而是制度。生活在围栏以北的人们生活在美国的经济体系中，这给了他们更多的机会选择他们的教育和职业。他们也是美国政治体系的一部分，赋予他们广泛的政治权利。围栏以南的居民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生活在其他经济条件下，政治制度限制了他们影响立法的潜力。今年的获奖者表明，分裂的诺加利斯市也不例外。相反，它是一种清晰模式的一部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
当欧洲人殖民世界大部分地区时，现有的制度有时会发生巨大变化，但各地的情况却不尽相同。在一些殖民地，其目的是剥削土著居民并提取自然资源以使殖民者受益。在其他情况下，殖民者为了欧洲定居者的长期利益而建立了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体系。
影响殖民地类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殖民地区的人口密度。土著人口越密集，预期的抵抗就越大。另一方面，更多的土著人口一旦被击败，就会为廉价劳动力提供利润丰厚的机会。这导致更少的欧洲定居者迁移到人口已经稠密的殖民地。人口稀少的地方对殖民者的抵抗力较小，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也较少，因此更多的欧洲殖民者迁移到了这些人口稀少的地方。
©Johan Jarnestad/瑞典皇家科学院
反过来，这影响了后来发展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当殖民者很少时，他们接管或建立榨取性机构，这些机构的重点是以牺牲更广泛的人口为代价来使当地精英受益。没有选举，政治权利极其有限。相比之下，拥有许多殖民者的殖民地（即定居者殖民地）需要拥有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以激励定居者努力工作并投资于他们的新家园。反过来，这又导致了对政治权利的要求，从而使他们能够分享利润。当然，早期的欧洲殖民地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民主国家，但是，与很少有欧洲人迁入的人口稠密的殖民地相比，定居者殖民地提供了更广泛的政治权利。
今年的获奖者已经证明，殖民制度的这些最初差异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繁荣巨大差异的重要解释。因此，美国诺加利斯和墨西哥诺加利斯当代生活条件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后来成为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地和后来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引入的制度造成的。这种模式在整个殖民地世界都是相似的，并且并不取决于殖民者是英国人、法国人、葡萄牙人还是西班牙人。
矛盾的是，这意味着大约 500 年前相对最繁荣的殖民世界地区现在却相对贫穷。如果我们将城市化视为繁荣的衡量标准，那么阿兹特克人统治下的墨西哥的城市化程度要高于同时期的北美地区（现在称为加拿大和美国）。原因是，在最贫穷和人口最稀少的地方，欧洲殖民者引入或保留了促进长期繁荣的制度。然而，在最富裕、人口最稠密的殖民地，机构的榨取性更强，而且对于当地居民来说，不太可能带来繁荣。
命运逆转。在最贫穷和人口最稀少的地区，欧洲殖民者引入了有助于长期繁荣的社会制度。工业革命后，这意味着曾经最贫穷的前殖民地变得最富有。 ©Johan Jarnestad/瑞典皇家科学院
这种相对繁荣的逆转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当获奖者研究殖民化之前几个世纪的城市化时，他们没有发现类似的模式：世界上城市化程度越高、因而越富裕的地区仍然更加城市化和富裕。此外，如果我们看看地球上未被殖民的地区，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命运的逆转。
获奖者还表明，这种逆转主要与工业革命有关。例如，直到十八世纪中叶，现在印度的工业生产仍高于美国。自十九世纪初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说明这种逆转主要是制度差异的结果。席卷全球的技术创新只能在那些已经建立了造福更广泛人民的机构的地方才能发挥作用。
因此，对殖民制度类型最直接的解释是欧洲定居者的数量。欧洲定居者越多，建立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体系的可能性就越大。获奖者表明，造成制度差异的另一个因素是通过定居者社区传播的疾病的严重程度。
美国北部和南部地区致命疾病的流行率差异很大，就像非洲地区比最南端地区更靠近赤道一样。同样，在印度发现的疾病比在新西兰或澳大利亚发现的疾病数量更多，对英国殖民者来说也更危险。从殖民时期的历史死亡率统计数据可以看出，疾病的发病率与当前的经济繁荣密切相关。对欧洲人来说，疾病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经济体系功能失调、贫困程度最高、腐败最严重和法治最薄弱的地方。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欧洲殖民者建立或选择保留的榨取制度，如果这对他们有利的话。
今年的获奖者为之前对全球各国当前财富差异的解释增添了新的维度。其中之一与地理和气候有关。自从孟德斯鸠出版了他的名著《法律的精神》（1748）以来，人们就形成了一种既定的观念，即温带气候地区的社会比热带地区的社会更具经济生产力。并且存在相关性：靠近赤道的国家更贫穷。然而，获奖者表示，这不仅仅是气候造成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命运的巨大逆转就不可能发生。为什么较热的国家同时也是较穷的国家，一个重要的解释是它们的社会制度。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发现了一条清晰的因果链。为剥削群众而创建的机构不利于长期增长，而建立基本经济自由和法治的机构则有利于长期增长。政治和经济制度也往往非常长寿。即使采掘型经济体系为统治精英提供短期收益，引入更具包容性的制度、减少采掘和法治将为每个人创造长期利益。那么为什么精英阶层不简单地取代现有的经济体系呢？
获奖者的解释集中于政治权力的冲突以及统治精英与民众之间的信任问题。只要政治制度有利于精英，民众就不能相信经济制度改革的承诺会得到兑现。一个新的政治体系，允许人民更换那些在自由选举中不信守承诺的领导人，从而实现经济体系的改革。然而，统治精英并不相信，一旦新制度到位，民众不会补偿他们经济利益的损失。这就是所谓的承诺问题；这一问题很难克服，意味着社会陷入榨取式机构、大规模贫困和富裕精英的困境。
然而，获奖者还表明，无法做出可信的承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时会发生向民主的过渡。即使非民主国家的人民缺乏正式的政治权力，他们也拥有令统治精英畏惧的武器——人数众多。群众可以动员起来并成为革命的威胁。尽管这种威胁可能包括暴力，但事实是，如果这种动员是和平的，那么革命威胁可能是最大的，因为它允许最多的人加入抗议活动。
当这种威胁最严重时，精英们面临着两难境地。他们宁愿继续掌权，只是通过承诺经济改革来安抚群众。但这样的承诺并不可信，因为群众知道，如果精英继续掌权，一旦局势平静下来，他们就可以迅速回归旧体制。在这种情况下，精英阶层唯一的选择可能就是交出权力并引入民主。
获奖者解释政治制度形成和变革环境的模型由三个组成部分组成。第一个是如何分配资源以及谁拥有社会决策权（精英还是大众）的冲突。二是群众有时有机会通过动员和威胁统治精英来行使权力；因此，社会中的权力不仅仅是做出决定的权力。第三是承诺问题，即精英将决策权交给民众是唯一的选择。
获奖者关于政治制度如何形成和改变的理论框架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A）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冲突； B）群众有时能够通过动员和威胁统治精英来行使权力； C）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承诺问题。 ©Johan Jarnestad/瑞典皇家科学院
该模型曾被用来解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欧的民主化进程。在英国，选举权分几个阶段扩大，每个阶段之前都会发生总罢工和广泛的抗议活动。英国精英无法通过社会改革的承诺来可信地应对这一革命威胁。相反，他们被迫（通常是不情愿）分享权力。瑞典的情况也类似，1918 年 12 月，瑞典在俄国革命后发生大规模骚乱后做出了普选决定。该模型还被用来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在民主和非民主之间交替。它还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没有包容性制度的国家很难实现与有包容性制度的国家同等的增长，以及为什么统治精英有时可以从阻止新技术中受益。
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就影响国家经济长期繁荣的因素做出了创新研究。他们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殖民时期引入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类型的根本重要性。他们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改革榨取式制度如此困难，同时也指出了这种情况仍然可能发生的一些情况。获奖者的工作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持续研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他们关于制度如何影响繁荣的见解表明，支持民主和包容性制度的工作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有关今年奖项的更多信息，包括英语科学背景，请访问瑞典皇家科学院网站 www.kva.se 和 www.nobelprize.org，您可以在其中观看新闻发布会的视频、诺贝尔讲座等等。有关诺贝尔奖和经济科学奖相关展览和活动的信息，请访问 www.nobelprizemuseum.se。
DARON ACEMOGLU
1967 年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1992年获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美国剑桥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西蒙·约翰逊
1963 年出生于英国谢菲尔德。 1989年获美国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美国剑桥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詹姆斯·罗宾逊 (JAMES A. Robinson)
出生于 1960 年。1993 年获得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教授。
“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
科学编辑：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委员会成员 Tommy Andersson、Peter Fredriksson、Jakob Svensson 和 Jan Teorell。
插图：Johan Jarnestad
译者： Clare Barnes
编辑：Sara Rylander
© 瑞典皇家科学院
